中華文明具有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人文精神，在緩解全球文化沖突上應當提供中國智慧、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觀點、貢獻中國方案。

在進入丁酉新春、聞雞起舞脈動之際，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意見》，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中華文明具有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人文精神，在緩解全球文化沖突上應當提供中國智慧、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觀點、貢獻中國方案。

然而，毋庸諱言的是，中國觀點國際話語權依然偏弱，中華文化世界影響力亟待增強。如何利用國際聲音講好中國故事，進一步加強與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近期先后與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臺灣地區錢復先生、北京大學教授樂黛云、美國哈佛大學燕京研究院研究員黃萬盛、美國康州大學終身教授居延安等專家學者做了廣泛而深入交流，他們的觀察思考與意見建議切中時弊，富有啟示，具有參考價值。

現狀與問題：“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亟需改變

當今國際輿論格局仍然是“西強我弱”，我國在國際上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正面說得少、負面被夸大的境地。具體主要體現在：一是我國國家領導人在國際舞臺上表達的中國立場、提出的思想觀點、展示的風采魅力，得不到西方主流媒體充分傳播，與西方大國領導人在我國的傳播效果上有差異；二是涉及我國核心利益敏感議題比如南海問題、臺海問題、人權問題、民族問題等，我國的立場和觀點難以為國際社會了解以獲得理解與支持；三是我國改革開放創造的受到世界認可的“中國奇跡”、“中國故事”，在國際上沒有得到應有的客觀、公正、真實傳播；四是我國學術話語體系與國際學術界“不夠接軌”，在重要國際學術論壇上看不到或難以看到中國學者身影，聽不到或難以聽到中國聲音；五是我國前進道路上的新問題、社會變革中的新情況、突發性重大公共事件等，往往被西方媒體夸大傳播，放大負面效應，引發國際社會誤讀誤解誤信。 

原因：錯綜復雜的主客觀因素

之所以產生這些狀況、存在這些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

一、西方媒體“他塑”形成“反差”

西方國家主流媒體一般比較淡化“國際新聞”，不會大篇幅報道別國發展成就。對我國報道，西方媒體往往以冷戰思維的立場觀點、“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議程設置的技巧方法、揭丑報道的傳播取向進行傳播?？陀^上說，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被“他塑”而非“自塑”，使中國真實形象與西方主觀印象形成“反差”，令西方國家大眾認識不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二、國際舞臺沒有充分“發聲”

以聯合國為例，在這個國際舞臺或廣大經濟社會領域，不是人家不給我們在國際舞臺說話機會，而是恰恰相反，人家主動邀請我們參與國際會議并希望聽到中國看法和成功經驗，而我們卻是差強人意。除了我官方代表出席會議外，我們許多人士或代表并不重視或很好利用國際發聲機會。當前主要問題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不想說，人是到場了，但多數時間為聽會模式，很少發言，更少參與討論，此種與會意義不大；二是不敢說，除了請示的稿子外，什么也不敢說，也不敢參與討論，老是怕說錯話，嚴重影響了我們發聲；三是不會說，話語方式陳舊、官話套話空話，中國故事講不好；四是語言能力弱，與會人員常常在語言上吃虧，不能很好表達我方意圖、參加討論就更吃力。

三、學術話語與國際“接軌不夠”

中國學界存在一種傾向，就是一些學者跟在西方學術后面作解讀性、注釋性研究，花大力氣去證明外國人理論是對的。比如，關于“軟實力”話題，事實上是西方冷戰思維學術觀點，近年來被西方學術界淡化而很少提及，而在我國學術界仍然是熱點話題。再比如，基辛格博士想返回哈佛大學任教被婉拒，到哈佛校園演講也會遇到部分師生抵觸，認為他的學術觀點已顯陳舊，而在我國則被奉為上賓，難免會讓國際學術界不解。事實上，不少中國學者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不僅被國際社會看不起，更不要奢望有什么國際話語權。

四、智庫專家難以與世界對話

圍繞全球發展趨勢、人類重大話題、世界熱點輿情，智庫專家在各類國際性會議、論壇等場合，參與討論、發出聲音、闡述觀點、進行游說，已經成為當今一個通行的“國際慣例”?？墒?，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我國智庫學者在國際舞臺上參與性、活躍度、話語權明顯不夠，難以在與其他國家智庫人士思想碰撞中進行對話，發出中國聲音。主要原因是，我國新型智庫建設處于起步階段，國際化人才相對匱乏，國際交流經驗積累不足，難以提出立足全球化、具有前瞻性、帶有標識性的思想、觀點、概念引發話題，尤其是受制于語言障礙不能參與抗辯，這些表明我國智庫專家走向世界話語舞臺還有很大距離。

五、國際傳播“編碼”難以被“解碼”

在紐約時代廣場，經?？梢钥吹酱笃聊簧喜シ诺膩碜灾袊男蜗笮麄髌?，動機良好，效果卻出現偏差。據分析，一是傳播受眾對象不明確，內容缺乏接近性；二是過高頻次播放讓人感覺是“砸錢”，顯得過分張揚；三是缺乏公關意識，文化元素不夠，顯得生硬，不夠柔和友好。這就引發一個問題，我們的國際傳播往往從自身愿望出發進行創意，精心策劃制作的“編碼”往往難以被國際受眾“解碼”接受。

用國際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的對策建議

如何進一步加強與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切實利用國際聲音講好中國故事？提出具體對策建議如下：

一、善于充分利用“國際發言權”

現在有一個說法叫“爭奪國際話語權”。顧名思義，就是從人家手里奪取話語權利。在某些西方控制并對我歧視的領域，這種表述是對的。但事情總是一分為二的，我們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既我們現有的國際話語權并沒充分利用或沒利用好。

僅就聯合國經濟與發展議題而言，各國圍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婦女兒童、青少年、少數民族、環境保護等等議題正在開展討論和談判。除我國代表參與正式外交談判外，大量其它國際會議和研討會很少有中國人參與，反倒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活躍許多，聲音比我們響亮得多。我們哭著喊著要爭奪國際話語權，我們要問問自己，現有的國際發聲機會都用好了嗎？機會來了，你人又到哪里去了呢？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講好中國故事，講故事的人都不在場，誰去講中國故事呢？往往是外國人在講中國故事。有鑒于此，作為加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的第一步，亟需把我們已有的國際發聲機會即“國際發言權”用足用好！

二、找準抓實切入點和著力點

作為快速發展的世界大國，我們確需盡快加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但是，我們不能籠統地講爭奪國際話語權，而應找準抓實切入點和著力點。

以聯合國為例，聯合國工作主要有三大塊：一是戰爭與和平，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于涉及戰爭與和平的重大事宜既有話語權還有否決權；二是人權，西方國家和媒體對我偏見較深，我發聲阻力較大，確需做爭奪話語權的長期斗爭；三是發展領域，是盡快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最重要的切入點和著力點。因為在該領域我政治阻力小、朋友多、成果豐碩，可很快產生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經驗和成果為世界各國所津津樂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希望多聽到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要在短時間內提高我影響力，提升話語權，確立大國地位，就要在該領域下功夫。

三、克服人的能力建設“短板”

要加強我國際話語權，必須加強人的能力建設。在國際舞臺上發聲，首要的是人要到位，重要國際會議和研討會不能缺席。但是，光出席會議遠遠不夠，為中國發聲的人的能力至關重要。建議國內精選一批在經濟社會領域有較強國際溝通能力、外語好、熟悉本領域工作的專家人才，全面參與國際會議和討論，在重要國際領域較快形成我國際話語方面的規模優勢。此方面應由國家出面統籌協調，單靠部門是難以實現的。同時，要注意培養精于國際溝通和通曉國際話語方式的青年梯隊，確保隊伍越來越強，中國聲音越來越具有世界影響力。

四、抓住國際社會重大議題發聲

作為有影響的世界大國，應為國際社會提供自己的公共產品。近年來，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和“能源互聯網”等新理念，就產生了很好效果和影響。要想提升國際話語影響力，就要找人家都在關心的問題發聲，才會產生共鳴和效果。如果只講自家“獨門絕活”，人家聽不懂、也不感興趣，自然也不會產生影響力。中國在這方面已做了不少令世界稱贊的事，例如，聯合國2030議程中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已納入我們國家“十三五”規劃，并向聯合國介紹經驗。又如，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談判中，中國代表發揮獨特作用，為會議最終達成協議做出了重大貢獻。再如，在南海問題上，通過國際游說，世界各國政界人士、智庫學者發表觀點，對菲律賓發起的國際仲裁表示譴責，我國立場獲得國際社會支持。今后，中國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聯合國2030議程有169項可持續發展子目標，涉及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世界經社發展所有領域，與各國人民包括我國民眾息息相關。我們中國學者應研究相關重大問題并拿出成果與世界分享。例如，研究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對政府管理提出的新挑戰；研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思路；如何確保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環境保護三位一體可持續發展；參與全球可持續發展報告和各類專題報告的研究撰寫；參與研究如何為可持續發展融資；研究電子政務、商務對發展的重大意義；如何應對快速城市化所帶來的諸多挑戰；如何解決中等收入國家所面臨的困難；研究老齡化和養老體制問題；如何用好大數據和統計資料為發展服務；如何做好反腐敗工作等等。這些國際性問題與中國國情完全契合，我們的經驗和教訓完全可以與世界分享，而這又是各國所喜聞樂見的。我們在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提出的理念，有可能成為中國貢獻的“公共產品”，中國話語影響力就自然顯現出來了。

五、中國學術話語應關注全球性宏觀前沿課題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應當關注事關人類發展的全球性前沿課題，注重問題意識，開展宏觀研究，拿出自己的創新觀點，證明自己是對的，才能樹立中國人的學術地位。在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中，如果能有一批有獨立見解的優秀中國學者，善于抓住影響人類發展前途命運、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熱點問題，體現中國立場，代表中國智慧，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觀點，貢獻中國方案，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那么我國學者學術地位和影響力將會有很大飛躍，我國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將會得以較大提升。

六、著力打造中國的“智庫輿論場”

智庫是生產知識的機構，是提供智慧的地方。中國智庫建設處于起步階段，與國外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智庫的話語權相對較弱?，F在情形是，面對社會發展重大議題、突發性公共事件和錯綜復雜的輿情環境，智庫一般只通過內部渠道為決策者提供咨詢，而缺少公開、公正、公平的社會參與，使我國智庫形象顯得封閉、保守、不活躍。按照國際智庫運作規律，一般而言，只有30％左右屬服務于特定對象的保密性研究，其余均為面向社會、服務公眾的研究。我們應當鼓勵我國智庫在服務好黨和政府決策的同時，更多參與公共話題，提供研究成果，服務大眾認知，促進社會進步。我國智庫應當運用多種方式比如主題論壇、專題研討會、成果發布會、媒體訪談等傳播研究成果，注重運用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及微博、微信、微視頻、移動客戶端新媒體進行傳播，不斷提升社會傳播力，打造“智庫輿論場”，進而不斷提升新型智庫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在此基礎上，鼓勵支持國內有影響力的智庫及其智庫專家學者，廣泛參與國際智庫對話交流，站穩中國立場，講好中國故事，闡述核心價值，弘揚中華文化，體現東方智慧，通過智庫游說這一國際慣例，大幅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

七、不斷改進跨文化國際傳播

在中國故事國際傳播中，要花力氣繼續做好西方主流媒體工作。同時，在面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宜進一步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認同感；在對外表述中宜有明確的主體意識，通過良好的“自塑”傳播中國人真實形象；在講述中國故事時宜有具體、生動的案例，增強傳播的貼近性和可信性。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