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官方還沒有公布2015年的城鎮化率的提升比例，但我覺得應該低于2014年。

為何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會放緩?

盡管中國官方還沒有公布2015年的城鎮化率的提升比例，但我覺得應該低于2014年。因為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14年的9月末到2015年9月末，新增農民工數量幾乎為零。要知道，5年之前的2010年，中國農民工數量凈增加1200萬，創下歷史最高紀錄，之后每年約下降200萬左右，同時，中國經濟增速也開始回落。

導致農民工數量增速減少的原因，不外乎有兩個：一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的不斷減少;二是，非農就業機會的減少。但主要原因應該是前者，因為中國低端勞動力市場總體上看是供不應求。

我曾在2012年發表《中國還有多少農村勞動力可向城市轉移》一文，發現中國農村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數量大約被多算了8000萬左右——這實際上意味著國家統計局低估了城鎮化率水平。簡單推算，目前的城鎮化率應該在60%左右，而不是54%。而我對中國城鎮化率被低估的更早質疑，是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公布之前，事實上，當普查結果公布之后，國家統計局就上調了城鎮化率，但上調之后仍然低估。正是基于這一邏輯，中國的城鎮化已經步入后期，城鎮化過程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應過于樂觀。

城鎮化進程的放緩還與中國的公共服務滯后于經濟增長有關。如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對于本地戶籍與非本地戶籍人口存在較大差距，這就導致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推進遲緩。盡管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口號早就提出來了，但過去為了追求經濟高增長，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投入長期不足，欠賬太多，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大部分成本需要農民自身來承擔。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進城農民自住購房的比例不足農民工數量的1%。因此，當中國經濟的債務負擔變得越來越重的時候，再要增加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補償歷史欠賬，就顯得遙遙無期了。隨著第一代農民工步入老齡化，在城里難以長期安居養老，必然會選擇返鄉。

經濟增長就是人口現象

最近，中國政府提出“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口號，旨在讓經濟獲得長期增長的動力，這與過去側重于通過刺激需來穩增長的思路有明顯的不同。這一提法完全正確，它有利于改善經濟結構，緩解社會矛盾。但必須看到，中國過去經濟高增長的諸多因素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非體制性因素，如人口紅利、人口流動和勤勉偏好等。如今，人口紅利幾乎已經用盡，代表勤勉程度的勞動參與率也在下降，同時，人口的流動性在不斷減弱。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來自于人口老齡化。自2012年起，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并且每年減少二三百萬，這直接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目前印度已經取代中國成為FDI的第一大國，中國本土的不少制造業也在向海外轉移，制造業投資出現增速回落。而且，隨著人口老齡化，購房購車的主力群體(24-45歲)的人數也出現回落，這就進一步拉低了房地產投資增速和大宗原材料價格。

其次，人口流動速度開始下降，也就是城鎮化進程的放緩。由于人口流動是提供城市勞動力的主要手段，而隨著農村勞動力數量的減少，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農村轉移人口也逐年減少，這也對拉動GDP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都帶來不利影響。

第三，隨著居民財產性收入的不斷增加，食利者階層數量增加，表現為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尤其以女性更為明顯，已經從90年代初的71%降至目前的63%。目前，低端勞動力市場總體看是供不應求，如上海2015年上半年的餐廳服務員的供需比例是1:9(見人社部網站)，這也進一步導致了社會投資回報率的下降。

由于目前的人口格局是長期形成的結果，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改變的。如日本與韓國目前都已經步入人口危機，生育率大幅下降，未來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移民。同樣，中國實施新的全面二孩政策，也就是要到2050年才能實現新增勞動力3000萬的目標，遠水不解近渴。中國目前的生育率水平是1.4-1.5，不僅大大低于全球2.5的水平，而且比發達國家平均1.7的水平還低。

因此，勞動人口減少、人口流動減弱、勞動參與率的下降等三大人口現象已經給經濟帶來壓力。從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速度加快，這與中國同年起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完全一致。尤其是25-44歲這一主力消費人群的數量也開始下降，這意味著他們作為購車和購房主力，其消費需求開始下降，導致房地產和汽車業的投資減速，進而又使得上游原材料行業出現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這一現象已經越演越烈了。

2016年經濟增速仍將處在探底之中

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尋求與資本和技術這兩大要素的最佳匹配而出現的人口流動現象。盡管我們不能認為城鎮化步伐放慢是經濟下行的原因，但應該承認彼此之間的相關性還是比較密切的。

觀察日本、德國和韓國三個國家的經濟從高速增長期轉為中速增長期過程中城市化率的變化，同樣也可以得到相關性較大的結論。如日本經濟平均增速從1946-73年9.4%降至1974-83年的3.7%過程中，城市化率的平均增速，也從1%左右降至0.32%;德國經濟平均增速從1950-69年7.9%降至1970-79年的3.1%過程中，城市化率的平均增速，也從1%左右降至0.16%;韓國經濟平均增速從1953-95年的8%降至1996-2008年的4.6%過程中，城市化率的平均增速，也從1.3%降至0.25%。

中國城鎮化率的增速估計從2015年開始出現顯著的回落，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第二產業的增加值占比從2013年起，低于第三產業的增加值。而比較一下日、德、韓三國國家，它們也是在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顯著下降的過程中，經濟出現了減速。這也大致上可以說，第三產業占比越高，經濟減速越快。而中國恰恰進入了這樣一個拐點，且現在仍處在拐點剛形成不久的階段，若要在2016年完成探底過程，似乎為時尚早。人口紅利期結束、城鎮化步入后期、重化工業化后期等這些因素都是無法改變的，這就決定了本輪經濟下臺階的不可逆性。

那么，目前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思路，雖然不能改變人口格局，但是否可以通過改善供給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比如說國企改革、簡政放權、土改或減稅等來釋放經濟活力?

答案是當然可以。不過，要有一些基本理念上的認識：首先，經濟下行的趨勢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就像經濟上行的趨勢一樣。改革的目標是改善結構，未必能讓經濟增速加快，這就像經濟增速加快也不是靠改革來促成的一樣。其次，供給側改革是為經濟增長創造長期動力，而不是刺激短期增長。第三，要充分認識到改革的艱巨性，因為供給側改革的所有內容，過去都曾經多次提出過，有些改革也曾實施過，如國企改革至少經歷過三輪，但成效并不顯著。如今的經濟結構問題，正是由于諸多方面的改革多年來不能推進導致的，這些滯后的改革往往是難啃的骨頭，過去啃不了，今后就一定能啃下來嗎?

從日、德、韓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后，其增速幾乎都下降了一半或一半以上。中國過去30年中GDP的平均增速在10%，若按減半增長，就應該到5%左右。但目前仍在7%左右，即便步入中速增長后的平均增速為6%左右，那也不排除底部低于6%的可能。那么，按照經濟下行的勢頭，2016年經濟增速應該比15年更低些，但相信政府會繼續采取逆周期的刺激需求舉措，如繼續降準降息，將財政赤字率提升至3%，同時，實施減稅政策等。因此，經濟增速的下行也應該是緩速過程。這就意味著16年經濟會是多年來最困難的一年，但可能仍未見底。

高杠桿和泡沫化背景下的結構分化

2015年股市出現了大起大落，但并未對金融機構造成重大傷害，15年仍成為券商這么多年來盈利最高的一年。但是，從總體看，A股估值偏高問題依然存在，如所有A股市盈率的中位數為98倍(TTM)左右，盡管融資杠桿率已經大幅下降。此外，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逐步解決高杠桿、泡沫化問題，但觀察一下房地產市場、非金融企業、地方政府等各大經濟部門，就會發現高杠桿和泡沫化問題不僅沒有消減，反而進一步擴大。盡管這些經濟體的泡沫不至于馬上破滅，但如果一直持續不破，必然會拖累經濟。

不過，經濟的回落還是擋不住新經濟的躁動，如消費升級之下，傳統的吃住行比重在下降，而交通通信、文教娛樂、醫療保健等新的消費比重在上升，這帶動了一批與之相關的行業崛起。所以，中國經濟下行中，傳統行業在衰落，但新興行業在崛起;重資產行業產能過剩，并伴隨著以信貸為主業的銀行業的風險和經營壓力增大，而輕資產行業的高增長，需要利用資本市場來融資，帶動了非銀金融行業的繁榮。同時，城鎮化雖然步入后期，但大城市化還方興未艾。于是就出現了房地產行業總體過剩下的超大城市房價暴漲的奇特現象。

這或許就叫經濟轉型，而伴隨著經濟下行的轉型過程，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居然不是就業問題，而是如何解決經濟結構扭曲帶來了種種矛盾，卻又不敢戳破泡沫而讓經濟遭受系統性風險。于是，2016年注定要對各種泡沫悉心維護，避免破滅而導致金融危機;同時，又要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來化解各種矛盾。

因此，16年經濟政策的一個亮點估計就是，要讓居民加杠桿來刺激消費，因為目前杠桿率低的就只剩居民部門了。但就怕給窮人加杠桿，因為目前只有農民工對住房有巨大需求，可以解決房地產過剩問題，但一旦有了杠桿，則其風險將與美國08年的次貸危機十分相似。

本文作者為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李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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